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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是提供精神食粮的地方，图书馆当然也是，但它们的功能不一样。进入图书馆你是借书或读书，而进入书店自然就是买书了。北京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商场，提供的是吃饭穿衣服务，它们同样也在经历着网购时代的到来，但它们关张的幅度和速度就小得多，为什么许多书店纷纷倒下了呢？这其实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书店的主要功能自然主要是卖书买书，但我觉得好的书店还应该成为一座城市的风景。今年3月初，我看到一篇报道，说的是德国最古老的民营书店关门了，因为98岁的守店人海尔嘉·薇赫老奶奶去世。她一生嫁给了书，书店里的每一本书她都读过。这个书与它的主人的故事让人看得嘘唏不已。实际上，此家书店就是德国城市的一处风景。盛世情书店尽管店面不大，后来空间变小，书又被迫进入“地下状态”已好赖也是北师大旁边的一处风景。而像万圣书园这种书店，则可以成为北京的风景。90年代我在山西，但凡来到北京，除了干正事比如开会、考试之外，其余的时间主要就是逛大大小小的书店，那是我要看的风景。如今，北京城依然故我，但这样的风景地应该是越来越少了。
以前，书店几乎是给我自己的“个人图书馆”进货的唯一渠道，但最近一些年我也经常网购。而且，我现在家里已书满为患，买回来没地方放，这样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我跑书店的动力。未来书店的样子其实我是无法想象的，就像我无法想象我自己的图书馆一样。但是，只要书店存在，我觉得它就必然还是在经营纸版书，因为买电子书不需要去它那里，电子书也摆不到桌面上。至于最佳的盈利模式，我想肯定是需要在书店有钱可赚和读者希望折扣更低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但这其实又是一个矛盾。作为书店的经营者，谁能解决好这个矛盾，谁就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实际上，一些书店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盈利模式，万圣书园有万圣模式，豆瓣书店有豆瓣模式，关张的盛世情书店也有它自己的模式。或者也可以说，最佳盈利模式就是根据自己书店的定位、声望、读者诉求等等，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模式。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我国全面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实现了历史性进步。伴随这一历史时刻，出现了许多表现脱贫攻坚的文学作品，其中又以报告文学最为突出。与众多的报告文学作品不同，王国平《一片叶子的重量》显现出特别的风貌。这部以浙江黄杜村发展安吉白茶产业为题材的报告文学，不仅讲述了黄杜村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发展白茶产业走上富裕之路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还表现了黄杜村人在自己富起来后又帮助其他贫困地区改变落后面貌的努力，彰显了以黄杜村民为代表的中国农民浓郁的家国情怀与广阔胸襟。他们不仅改变了自身的面貌，还伸出手帮助别人摆脱贫困，谱写了共同富裕、走向小康的时代主旋律。在此基础之上，《一片叶子的重量》还表现了在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时代背景下，整个社会对贫困地区的支持，以及由此引发的巨大变化。作品从单一的“点”生发开来，演化为中国社会的生动缩影，使我们更加具体地感受到了蕴藏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的无限活力与无穷的创造力。
曾经的黄杜并不是一个富裕的村子，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小伙子找不到媳妇，姑娘不愿嫁进来。村里尘土飞扬，道路泥宁，外债无法偿还。干部没有威信，有点办法的人都到外地打工谋生，可谓“村没有村的样子”。但是，黄杜人的原初性格中就有一股韧劲，甚至是狠劲。他们精致、勤劳，甚至唯美、肯干。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机遇，一种能够走向富裕的理念，一支能够带领大家实干的领头队伍。王国平比较集中地介绍了时任黄杜村党支部书记盛阿林与溪龙乡党委书记叶海珍带领大家发展白茶产业的努力。1990年，盛阿林担任黄杜村党支部书记，决心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他与村民一起建水库、修公路、找贷款，黄杜的面貌发生了改变，人心渐渐凝聚起来。而白茶似乎也到了一个需要快速发展的时刻。盛振乾的茶厂经过几年的摸索，急需扩大生产，对黄杜周边的村子产生了突出的示范效应。而在这时，叶海珍来到了溪龙乡任职。他们踏实苦干，具有战略眼光，一心做村民的“劳力”。在他们的带领下，黄杜及其周边的白茶产业终于不断地发展起来。从试点示范，到技术培训，到建设白茶基地与科研机构联手合作，到叫响“安吉白茶”品牌，帮助茶农解决各种生产中遇到的诸如用电、销售、用工等一系列问题。用叶海珍的话来说，就是“政府拉着茶农的手”，终于使“安吉白茶”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当地的一个重要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