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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经典讲的就是一个道理。在王弼看来， 《老子》 （又名《道德经》）讲的道理可以用“崇本息末”四个字来概括。本是无，无形无名；末是有，有形有名。作为《老子》最伟大的解释者，王弼确实把握到了老子思想的精髓：在“有无之间”思考。
老子是一个具有高度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哲人，当所有人都在“有”的世界中展开其思考的时候，一句“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把中国思想带进了崭新的有和无之间的世界。这个世界一直在那里，但只有当有人看见了它，说出来之后，更多的人才注意到它，并成为自己的世界。
老子在事物中发现了有和无，并特别强调此前被思想家们忽略的无的作用。没有虚空，车不成其为车，器和室也不成其为器和室。从这个发现出发，世界呈现出不同的样貌。
首先，存在于事物和世界中的对待关系被揭示出来，并具有永恒而普遍的意义。“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对待无处不在，且互相依赖、互相生成。自然世界如此，人间世也是如此。以祸福为例，“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是否意识到，对待的他者就潜伏在自身之中。在这种理解之下，一就不仅是一，还是二。二也不仅是二，还是作为一体的二。“一生二，二生三”，其意义正在于此。生成万物的道也不例外，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它是有和无的对待，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待。
其次，事物的对待促成了变化，从一物成为另一物。祸变为福，福化作祸。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老子称之为“反者道之动”，事物会向相反的方向变动，这是道的内涵。但变化有其条件，发展到“盈之”的极端处，变化会更容易发生。如“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等。
第三，了解了对待和变化的法则，就可以控制变化的发生。“反者道之动”的运用，便是“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所以老子主张守柔、处下、不争、光而不耀等，倡导节制的精神。以“有无相生”为例，这个命题既包含了有生无，也包含了无生有。如果要保全有，就必须回到无，从中很容易得出王弼所说“将欲全有，必反于无”的认识。老子看重无、贵无，用意是保全已经拥有的一切。贵无并不是追求虚无，恰恰相反，无是有的世界的根基，万物存在的根基。
这个认识，集中地表现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下万物有形有名，但有形有名却是出自无形无名，后者比前者更根本。用第一章的话来说，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现代人看这句话已经习以为常，在春秋战国时代，却是石破天惊。拿名来说，一般认为是很神圣的东西，物凭借着名才被定位，才变得清楚明白起来。孔子的正名说自不必言，墨家、法家等也都完全生活在名的世界。无论是礼乐秩序，还是法的秩序，事物和名已经完全捆绑在一起。在这个时刻，老子突然提出无名来，名和事物之间的缝隙就出现了，等于给事物松了绑，获得了从名中解放出来的可能。
刘震云的最新长篇小说《一日三秋》于2021年7月面世，此时距2009年3月《一句顶一万句》出版，已经有12年。在这12年间，刘震云有两部长篇与读者见面，分别是《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虽然这两部销量也不错，且有影视转化方面的成绩，但对于真正喜欢刘震云的读者与评论家来说，“潘金莲”也好，“儿女们”也好，可以忽略不计。
一位作家在创作旺盛期出版的两本小说不被重视，这肯定是有原因的。这原因刘震云未必知道，或者说，他知道了未必承认。在公开场合，他依然坚持“潘金莲”和“儿女们”都好，那是因为，在写这两部作品的十来年当中，他踏上了电影与网络文化的“列车”，享受着“头等座”，下不来了。刘震云不能否定自己的作品，但同时，他也没有自夸自己的新作，在有关《一日三秋》的访谈中，他用平和甚至有些平淡的语言介绍着自己的新作品，极有可能让大量对他抱有观望心态的读者，错过这部令人一唱三叹的佳作。——《一日三秋》的出版，意味着刘震云亲手“抹煞”了被自己浪费掉或者说被影视与网络热潮影响的12年，回归到了自己最激动也最宁静、最喜悦也最悲伤的写作状态当中去。《一日三秋》与《一句顶一万句》接上了。有人认为《一日三秋》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姐妹篇”，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因为新作与前作一样，写的都是“一个人连着另外一个人，一件事连着另外一件事”的故事。也有人觉得《一日三秋》写得不如《一句顶一万句》好，这么说也成立，但《一日三秋》放在今年看，是一顶一的好，是不得不看、不容错过的好。今年的好，与12年前的好，自然不能一概而论，但能有人在当下还如此写小说，总是让人欣慰。——“现实魔幻主义”这顶帽子，不知道是谁给《一日三秋》戴上的，因为有了花儿娘、《白蛇传》、可以附身于照片的女子樱桃，小说就“魔幻”了？这恐怕是对“现实魔幻主义”的一个误解。比起这个“主义”的帽子，刘震云更接近于使用了一种技法，或者说动用了一种“工具”，给那些他不便直接讲述的道理，套上了一层无可挑剔的安全“外衣”。对作品进行一些技术处理，对于他这样的作家来说，太轻车熟路了，乃至于很容易会“欺骗”到一些读者，被“主义”的帽子唬住。
刘震云想在《一日三秋》中写一些悲凉的情绪，写一种汗出如浆的不安，写一份冰凉入骨的恐惧……这也是《一日三秋》区别于《一句顶一万句》的地方，《一句顶一万句》写了啥？现在想来，不过只是写了孤独，那份孤独固然旷远深邃，但比起《一日三秋》里多层次的表达，还是显得要简单一点。这12年来，刘震云更老练了。这12年来，刘震云也更悲伤了。就像他在书里反复写到的《白蛇传》台词那样，“奈何，奈何”“咋办，咋办”。——这样的喟叹，拉近了时间，压缩了空间。从结构上看，《一日三秋》容易让人想到贾樟柯导演的《山河故人》，《山河故人》用三段式、跨越26年的手法讲述了三代人的故事，而《一日三秋》主要篇幅虽然也集中于三代人身上，但时间跨度却长达3000年。按此时间跨度算，陈长杰、李延生、樱桃、陈明亮等人均不是主角，那位在3000年时间里不断出入延津人梦境当中的花二娘才是主角，花二娘等不来心上人化身“望郎山”，却不知心上人曾来找过她却与她错过，她的怨愤成了一份遗产、一种诅咒，让多少被她支配的延津人，在现实生活里，也活出了诸多的爱恨情仇、生离死别、千转百回。——在自序中，刘震云写到这本书的缘起，谈到六叔的一生以及对他来说无比重要的画，随着六叔的去世，他的画作也随之被付之一炬，但多少年来依稀记忆在脑海里的画面，使得他有了创作这部小说的想法——《一日三秋》的现实出发点由此展开，先后进入戏剧、传说、历史与想象的画廊，继而又跌落回现实的土壤之上，这一过程体现了作家对亲人、故土既远又近的站位，融合了曾经激烈如今无比平静的心态，使得这本书超越了故乡写作的限制，多了一番额外的思考与审视。——放弃了对影视化的惦念，《一日三秋》让那个熟悉的刘震云又重新回到了读者的视野当中，新作有重复，但突破的地方更值得关注与欣赏，我私下里有一个判断好小说的标准，就是看完一部小说之后，是否会乏累无力瘫倒在沙发里，那是因为，书里的人物真正牵扯到了读者的思想与情感。我读完《一日三秋》之后，心潮起伏，久久无语，这是一部好小说应该带来的冲击力。
